简随安是学过那篇课文的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“人”字，一会儿排成个“一”字。

秋天到了。

天边是大片的白云，风从树梢掠过，一群大雁从天上飞过。

她知道答案的。

但她还是指着天空，眼睛亮亮的，问宋仲行：“叔叔，它们要去哪儿？”

宋仲行抱着她，笑，回答：“南方。”

那时候，她才六岁。

可那时候，她就想跟他亲近些，想跟他，再说一句话。

不过，她是真的不懂，“南方”到底有多远，“温暖的地方”，又是何处。

北京的冬天，风冷，云淡。

在她六岁的小脑袋里，幸福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有人永远不离开。

于是她说：“大雁要飞那么远，它们多累呀。我就不用飞，因为叔叔在这儿。”

她觉得，她比大雁幸福多了。

所有的大雁都在向南飞，被风推着走，靠记忆和方向感，去往一个它们相信有阳光的地方。

南方、南方……那片温暖的土地，是命运，对大雁的呼唤。

南方，那处幸福的乐土。

十一月的悉尼，阳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。

飞机落地，有人来接她。

她累得很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车窗外风景一闪而过，外头繁花似锦，正是春末。

到了住处，是一栋带花园的白色别墅。

她一进门就睡。刚开始睡着了，后来又醒。

屋子太安静，她坐在床边，窗帘被风吹开，阳光落在地毯上，亮得刺眼。

院子里有一棵较为高大的乔木，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树。

顶头是花是火红的，这一摞，那一摞的团在一起，比杜鹃花的颜色还艳。

几乎一夜之间，就红成一片肆意的燎原。

每天，她不出门，就坐在院中的椅子上，静静地看着。

她不敢睡。

睡着了，便会做梦。

梦见北京，梦见小时候，

梦见妈妈要带她去打耳洞，而她怕疼，不敢回家。

那年也是个春天，柳树冒芽的时候。

九岁的简随安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急得外套都没穿，就匆匆忙忙跑了。

她没哭，可眼眶红得像刚掉过泪。

她在街口徘徊，不敢回家，也不知道能去哪。

鞋跟磨着脚，她踢了踢石子，那一下，连石子都比她有去处。

她怕疼。

不是装的。

母亲要带她去打耳洞，说戴耳环漂亮。

她不想。

可她的“不想”从来没人听。

她只是怕。

那针一下子扎进去，她想象都觉得疼。

她感觉，那疼得估计不止是耳朵，恐怕连心都要皱成一团。

走了很久，天开始暗。

道两旁的槐树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
她蹲在台阶上，口袋里只有十块钱，她怕撑不过晚上，就要灰溜溜地回去，会被打一顿。

有人从后面走来。

是他。

他穿着浅灰的羊绒衫，里面的衬衫领口翻出来，袖子卷起一半，像刚从会议室出来的样子。

那时的他还年轻，有些温润的书卷气。

“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”他问。

声音低低的，像是怕吓着她。

她抬头，怯怯地看他一眼，又低下去。

他弯下身，半蹲，与她平视。

“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……在家。”

“那你不回去？”

“我不想。”

他笑了。

不是取笑，是那种温柔的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我不想打耳洞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怕疼。”

他垂眸，然后竟像听到什么极认真的事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那就别打。”

语气平稳，没有犹豫。

她怔怔地抬头。

他补了一句：“疼的事，能不做就别做。”

他摸了摸她的头发，语气柔软得近乎在哄。

“以后，有什么不喜欢的，就跑出来，我去找你。”

简随安看着他，眼睛都没眨。

她的手指一直揪在裙边，刚刚那一下却不可思议般的松了松。

她想了很久，那种孩子的很久。

其实也不过几秒。

只是她在用全身的力气去确认——他不是在骗她。

然后她小小地点了点头。

“谢谢您，宋叔叔。”

她说得极其郑重。

他的承诺，她的点头，合在了一起，便成了一张金石不渝的